不是怕「認錯」會痛!選民拒絕對立陣營事實的原因,可能比想像中更根深蒂固

以下為虛構對話,人物與情節為創作,科學內容來源標註於文末。
▌外送到了,K 不在
中午十二點半。辦公室的冷氣聲比平常明顯,因為只有一個人。
敲門聲。
「外送——K 訂的兩碗。」Liy 提著袋子進來,左右看了一下。「K 呢?」
「出去了。說一點回來。」Dg 從一疊列印紙後面抬頭,意識到現在房間裡只有他們兩個,腰桿自動挺直了三公分。「麵放著就好。我正在整理一篇論文,很深的。」
「喔。」Liy 把袋子放在桌上沒被紙佔據的角落。「湯要先喝,放久會被麵吸掉。」
「妳知道為什麼人不肯承認自己錯了嗎?」
「因為錯了?」
「不——」Dg 豎起一根手指。「因為痛。達爾文說過,存活下來的不是最強的物種,而是最能接受改變的。人類拒絕事實,就是因為不能接受改變帶來的痛。所以只要學會接受那個痛,人就能接受事實。這叫情緒調節。」
「達爾文有說這個?」
「呃,大意是這樣。」
▌心裡的律師
「妳想想看,」Dg 站起來,開始踱步,這是他進入講解模式的訊號。「人心就像一個法庭。每個人心裡都住著一個辯護律師,專門替你已經相信的東西辯護。看到不利的證據,律師就跳出來,反對、駁回、不予採信。」
「律師喔。」Liy 把湯碗從袋子裡拿出來,擺正。
「對。所以那篇論文做了一個實驗,找了四千多個丹麥人,教他們跟不舒服的感覺和平共處。照理說,學會跟痛共處,就不需要律師了,對吧?」
「然後呢?」
「然後……」Dg 停下腳步。他昨天其實只整理到一半。「然後沒有用。學會了的人,還是照樣不信對方陣營的事實。」
「所以那個方法是錯的。」
「不是方法錯!」Dg 揮手,「是、是更深層的——等等,妳不要打亂我的節奏。蘇格拉底說過,未經反省的人生不值得活。意思就是人要勇敢反省——」
「他被判死刑的那個法庭,有辯護律師嗎?」
「……那個時代的制度跟現在不一樣。」
「喔。」
▌薪水的問題
Liy 把筷子放在碗旁邊,對齊。然後她想到了什麼,抬起頭。
「你剛剛說,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個律師。」
「對,替你的立場辯護的律師。」
「律師是收錢辦事的。」Liy 說。「那心裡那個,誰付他錢?」
「呃。」Dg 張開嘴。「是……你自己付的吧。用心理上的、那個、舒服感當薪水。他幫你擋掉痛,你付他舒服。」
「可是你剛剛說,那些丹麥人學會跟痛共處了。」
「對。」
「那就不需要付薪水了。」Liy 歪頭。「不怕痛的人,幹嘛還要請律師?」
「所以說他們應該要解僱律師——但是沒有,律師還在上班——」Dg 講到一半,自己卡住了。
「沒收錢也照樣上班,」Liy 提起空袋子,往門口走,「那他就不是你請的。」
門關上之前,她補了一句湯要先喝。
Dg 站在原地。桌上那疊論文的第三頁,有一行他昨天畫了線又沒看懂的句子,講什麼東西是寫死在記憶架構裡的。冷氣的聲音又變得很明顯。
長期以來,政治心理學界普遍假設:選民之所以拒絕不利於己方立場的事實,是為了逃避「認錯」帶來的心理不適。然而一項發表於《Politics and the Life Sciences》的研究,透過丹麥三份全國代表性樣本(總計 4186 名選民)的調查與實驗,發現情緒調節能力與黨派事實認知分歧之間幾乎沒有關聯——即使透過音訊練習成功提升受試者的情緒接納程度,他們依然照樣拒絕與自身立場相左的事實。這項發現直接挑戰了「動機性推理=情緒防衛」的主流解釋。
關鍵亮點
- 丹麥選民平均而言,相信「支持己方立場的事實陳述」的機率,比相信「挑戰己方立場的事實陳述」高出約 31 個百分點——即使陳述全部為真、且來自中立的官方統計機構。
- 擅長「情緒接納」(與不適感共處)的人,拒絕對立事實的程度與其他人完全相同;實驗性誘發情緒接納狀態,也沒有縮小黨派認知分歧。
- 「認知重評」(換個角度想讓自己好受)的結果與理論預測恰好相反:習慣重評的人反而略微更願意相信令自己不舒服的政治數據。
- 研究結論指向:單純教導公民「容忍負面情緒」,可能無法解決政治假訊息與事實分歧的問題。
當事實也分藍綠:什麼是動機性政治推理
律師腦,而非法官腦
人在處理資訊時,往往不像一位中立的法官公平衡量證據,而更像一位辯護律師——先選定立場,再為它蒐集有利的證詞。心理學家將這種保護既有信念的資訊處理傾向稱為動機性政治推理(motivated political reasoning)。
它的後果是:不同政治陣營的人,對基本現實的認知出現系統性分裂。同一份統計數據,支持者看到的是政績,反對者看到的是造假。
為什麼這對民主社會是個問題
民主問責的前提是公民能根據事實評價執政者的表現。當「事實」本身淪為立場的延伸,選民便無法有效監督政治菁英——做得差的政府可以被支持者的認知濾鏡保護,做得好的政府也可能被反對者的濾鏡抹煞。這正是政治心理學界長期關注事實認知分歧(perceptual divides)的原因。
主流假設:拒絕事實,是為了讓自己好受一點
認知失調與情緒調節假說
數十年來,最具影響力的解釋是:相信與自身世界觀矛盾的資訊,會引發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一種因持有衝突想法而產生的緊張、不舒服的心理狀態。為了消除這種內在張力,人們乾脆拒絕那個不方便的事實。
在這個框架下,動機性推理本質上是一種情緒調節(emotion regulation)行為:一種為了「最小化負面感受、最大化正面感受」而部署的心理防衛機制。2006 年 Westen 等人的 fMRI 研究曾為此提供神經影像證據,顯示黨派人士處理威脅己方候選人的資訊時,與情緒調節相關的腦區活化增加,此後這個假設便廣為學界引用——但直接的行為層面驗證,其實一直很少。
可被檢驗的推論
哥本哈根商學院的研究者 Filip Kiil 指出:如果動機性推理真的是為了管理情緒,那麼人們日常處理情緒的習慣,應該能預測他們處理政治事實的方式。他聚焦兩種被廣泛研究的情緒調節策略:
- 情緒接納(emotional acceptance):注意並擁抱不舒服的感受,不試圖逃避或改變它。擅長此道的人,理論上應該能「坐得住」閱讀對立事實的不適,因而更願意接受跨黨派的真相。
- 認知重評(cognitive reappraisal):改變對壓力情境的詮釋以減輕其情緒衝擊。習慣此道的人,理論上應該很擅長「把資訊轉個彎」保護自己的感受,因而展現更大的黨派認知落差。
三項研究、四千名選民:哥本哈根商學院的驗證之路
為什麼選丹麥的移民議題
研究全部聚焦丹麥的移民政策——這是丹麥政治中極化程度最高、情緒最強烈的議題,過去十年主導了丹麥的政黨競爭。如果情緒調節假說在哪裡會成立,這裡是最可能的場域。
三項研究的設計差異
| 項目 | 研究一 | 研究二 | 研究三 |
|---|---|---|---|
| 樣本數 | 1254 | 1314 | 1618 |
| 收集時間 | 2019 年秋 | 2020 年初 | 2020 年中 |
| 設計類型 | 橫斷面調查 | 橫斷面+實驗 | 橫斷面+實驗 |
| 事實陳述來源 | 左翼/右翼政治人物 | 丹麥統計局(中立專家) | 隨機分派:政治人物或中立專家 |
| 陳述真實性 | 真假混合 | 全部為真 | 真假混合 |
| 測量/操弄 | 情緒接納特質 | 接納特質+重評特質+音訊誘發接納狀態 | 接納+重評特質,檢驗來源效果 |
| 預先註冊 | 否 | 是 | 是 |
實驗操弄的巧思
研究二的設計特別值得注意。為了排除「不信任消息來源」的干擾,所有事實陳述全部為真,且歸屬於權威中立的丹麥統計局。接著,一半受試者聆聽一段引導情緒接納的音訊練習——指示他們專注於不愉快的身體感受,並放下與這些感受的對抗;對照組則聆聽誘發一般漫遊心智狀態的音訊。
後續檢核確認:音訊練習確實成功提升了受試者當下的情緒接納狀態。換句話說,操弄是有效的——失效的是假說本身。
結果出乎意料:情緒管理高手照樣拒絕事實
31 個百分點的鴻溝,誰也躲不掉
受試者展現了教科書級的黨派偏誤:平均而言,他們相信「支持自身政治傾向的事實陳述」的可能性,比相信「挑戰自身傾向的陳述」高出約 31 個百分點。
然而當 Kiil 分析受試者的情緒習慣時,發現:
- 情緒接納與相信對立事實的能力之間,完全沒有關聯。 高度接納自身負面感受的人,拒絕不方便的政治資訊的程度與任何人一樣。
- 研究二中,被成功誘發情緒接納狀態的受試者,對牴觸自身移民立場的真實事實的相信程度,與對照組沒有差異。
- 研究三再次確認:無論事實來自政治人物還是中立專家,情緒接納都無法縮小黨派落差。
認知重評:與預測完全相反
更尷尬的是認知重評的結果。理論預測「擅長轉念的人黨派落差更大」,實際資料卻顯示:日常習慣使用認知重評的人,略微更願意相信令自己不舒服的政治數據——也就是黨派落差反而略微縮小。三項研究合計,沒有任何一條證據支持「選民拒絕政治事實是為了調節情緒」。
值得注意的是,情緒調節介入在其他政治情境並非無效——先前研究顯示認知重評訓練能提升政治容忍度、增加對妥協政策的支持。它失效的地方很精確:對基本事實的認知分歧。
如果不是情緒防衛,那會是什麼?
情感汙染模型:偏見發生在意識之前
如果管理心理不適不是拒絕事實的驅動力,那驅動力是什麼?論文討論的主要替代解釋來自 Lodge 與 Taber 的 JQP 模型:人腦對社會政治概念的好惡,是以「線上計數器」(online tallies)的形式自動儲存於記憶架構中。當政治刺激出現,這些情感標記會在意識介入之前就透過「情感汙染」(affective contagion)機制扭曲後續的思考。
在這個模型裡,拒絕對立事實不是一個「為了好受而做」的防衛動作,而是內建於記憶系統架構的無意識反射。有意識的情緒處理練習之所以無效,是因為偏誤在「幕後」瞬間就完成了——等你開始接納情緒時,認知已經被汙染了。
更隱微的防衛路徑?
論文也提出另一種未被排除的可能:選民或許會採用更細緻的心理手段保護世界觀——例如承認某個不利事實為真,但悄悄貶低它的重要性。這樣既不必否認現實,也保住了感受。這類「重要性貶值」策略是否存在、規模多大,是未來研究的方向。
研究侷限與未來方向
邊界條件明確
研究本身劃定了清楚的適用範圍:
- 單一國家、單一議題:丹麥選民、移民政策。情緒調節在不同政治體制、不同議題(如氣候變遷、公共衛生)中是否扮演更大角色,仍是開放問題。
- 聚焦外顯策略:研究測量的是有意識、自陳式的情緒調節策略。內隱(自動化)的情緒調節歷程未被直接檢驗——而 JQP 模型恰恰主張關鍵機制是無意識的。
- 橫斷面成分:研究一與部分分析為相關性設計,雖然研究二、三加入實驗操弄並預先註冊,因果鏈仍有待更多複製。
對假訊息治理的啟示
這項研究最具實務意義的訊息或許是:單純教公民「與負面情緒共處」,無法治癒政治假訊息問題。 如果事實認知分歧的根源不在情緒防衛,那麼以「降低心理威脅感」為核心的介入設計(從事實查核的措辭軟化到自我肯定練習)可能都打錯了靶。要讓選民在基本事實上達成共識,需要更深入理解人類心智如何分類政治現實——而不只是如何安撫它。
常見問題(FAQ)
Q1:這項研究是否證明了「情緒與政治偏見無關」?
不是。研究否定的是一條特定因果路徑:「人們為了調節情緒而拒絕事實」。情感仍可能深度參與政治認知——例如 JQP 模型主張情感標記在無意識層面汙染思考。差別在於:情緒可能是偏誤的載體,而非偏誤服務的目的。
Q2:為什麼研究二要把事實陳述全部設為「真」且來自丹麥統計局?
為了排除一個合理的替代解釋:受試者拒絕陳述可能只是不信任消息來源(例如對立陣營的政治人物),而非拒絕事實本身。當陳述全部為真、且來自中立權威機構時,剩下的拒絕就更可能反映黨派認知偏誤本身。
Q3:「情緒接納」和「認知重評」具體差在哪?
情緒接納是不改變想法、改變與感受的關係——注意到不舒服,然後與它共處。認知重評是改變對情境的詮釋來改變感受——「換個角度想就沒那麼糟」。兩者是情緒調節文獻中最常被研究的策略,分別對應正念療法與認知行為療法的核心技術。
Q4:認知重評者反而「略微更相信」不舒服的事實,該怎麼解讀?
論文並未對此提出確定解釋,僅指出此結果與情緒調節假說的預測方向相反。一種可能性是:習慣重評的人較能將「接受不利事實」重新框架為較不具威脅性的事件,因而不需要透過否認來防衛——但這屬於推測,需後續研究檢驗。
Q5:研究結果可以推論到其他國家嗎?
需謹慎。丹麥是相對共識型的多黨制國家,研究議題僅限移民政策。作者明確指出,在不同政治脈絡、不同族群、不同政策議題中,情緒調節仍可能扮演更大的角色。
結論
「人們拒絕對立事實,是因為認錯太痛」——這個直覺上極具說服力的解釋,在丹麥 4186 名選民的資料面前未能存活。情緒接納幫不上忙,認知重評的效果甚至與預測相反。事實認知的黨派分歧,可能比「心理防衛」更深一層:它或許根植於記憶系統自動為概念貼上好惡標籤的底層架構,在意識能介入之前就已完成。
這對假訊息治理是個冷靜的提醒:問題的解方可能不在「讓人們不怕面對真相」,而在理解大腦如何在我們察覺之前,就替我們決定了什麼算「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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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來源
- Kiil, F. (2025). Motivated political reasoning: Testing the emotion regulation account in the case of perceptual divides over politically relevant facts. Politics and the Life Sciences, 44(2), 169–187.
- Petrova, K. (2026, June 6). New research challenges a major theory about political bias. PsyPost.
- Westen, D., et al. (2006). Neural bases of motivated reasoning.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8(11), 1947–1958.
- Halperin, E., et al. (2014). Emotion regul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political toleran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