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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為每個人都在說謊嗎？心理學告訴你：你想多了

以下為虛構對話，人物與情節為創作，科學內容來源標註於文末。

▌人性本惡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Dg 把手機螢幕轉過來，「荀子說的。這世界至少一半的人都在偷雞摸狗。」

「荀子沒說過那句。」K 沒抬頭。「而且你連數字都是猜的。」

「那是常識。」

「常識是你以為你知道，但其實沒量過的東西。」K 終於看他一眼，「有人實際量過了。匿名擲骰子，猜中有錢拿，沒人查得到你說謊。你猜多少人作弊？」

Dg 想了想。「七成。」

「三成。」

辦公室的冷氣壓著一層低頻的嗡鳴。Dg 愣了一下。

▌差了十四個百分點

「不可能。匿名又沒懲罰，誰不撈？」

「你剛剛就沒撈。」K 把咖啡推到一邊，「八千多筆資料，十一個實驗。大家平均高估別人說謊的比例——十四個百分點。你猜七成，真實三成，你也踩在這條線上。」

「所以我是……正常的偏差？」

「你是教科書等級的偏差。」K 說，「而且有趣的是，自己誠實的人跟自己說謊的人，預測都一樣高。不是『做賊的喊抓賊』，是大家集體把這個數字算錯。」

Dg 抓了抓頭。「那為什麼會算錯？」

「其中一個猜測——錢擺在眼前的時候，你會清楚感覺到『說謊有多誘人』。」K 頓了一下，「然後你以為別人跟你一樣擋不住。其實他們大多擋住了。」

▌監視器的代價

Dg 不死心，又翻出一句。「『懷疑是智慧的開端』，笛卡兒——」

「笛卡兒講的是懷疑知識，不是懷疑同事。」K 打斷，「而且這個高估有後果。研究裡那些經理人，高估得比一般人還兇——預測五成五的人會作弊。然後呢？」

「然後？」

「越覺得別人會騙，越想裝監視器、查考勤、盯報帳。」K 的手指在桌面敲了一下，「可是給他們看真實數字之後，六個情境裡有五個，他們對監控的支持度就掉下來了。」

Dg 沉默了一會兒。

「所以……」他慢慢說，「不是大家比較壞，是我們以為大家比較壞。然後照著這個錯覺去蓋牆。」

「嗯。」

「牆蓋起來，被盯的人覺得不被信任，反而——」Dg 停住，「這會不會變成一種自己騙自己的循環？」

K 看了他一眼，沒說話。那種沉默通常表示 Dg 沒說錯。

Dg 把手機鎖上，順手把桌角那杯早就涼掉的咖啡端去重新加熱了——K 的那杯。

我們對陌生人、同事、甚至整個社會的道德評估，系統性地偏離現實。一項橫跨 11 個實驗、超過八千筆數據的大規模研究揭示：人類普遍高估他人的不誠實程度，平均偏差高達 14 個百分點——而這個認知錯誤，正悄悄重塑我們的職場制度與社會信任。

關鍵亮點

  • 人們平均高估他人不誠實行為的比例約 14 個百分點，跨情境、跨個體差異皆高度一致
  • 在匿名、無懲罰風險的條件下，實際上約 70% 的受試者選擇誠實
  • 專業經理人對欺騙率的預測比實際高出 25 個百分點，且這種道德悲觀主義直接預測了對職場監控的偏好
  • 僅提供一段說明真實誠實比率的短文，即可顯著提升受試者的社會信任感並降低犬儒主義程度

為什麼我們天生不信任別人？

每個社會都依賴一個看不見的基礎在運作——那就是誠實。

當人們繳稅、不虛報保險理賠、在超市結帳時沒有順手牽羊，整個系統才得以低摩擦地運轉。然而心理學與行為經濟學花了數十年探究「什麼讓人說謊」，卻鮮少回頭問另一個同樣關鍵的問題：人們究竟怎麼看待他人的誠實程度？這些看法，準確嗎？

挪威經濟學院（NHH）助理教授 Jareef Martuza 在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注意到一個奇特的現象：他給數百名受試者機會，讓他們可以在匿名環境中說謊並獲得金錢報酬。同時，他請受試者預測：有百分之多少的其他人，會在同樣的情況下選擇說謊？

「我原本以為大家的預測大致上是準確的，」Martuza 說，「但他們幾乎一致地高估了。諷刺的是，我對別人信念的信念，自己也錯了。」

這個發現啟動了一個系統性研究計畫。學術文獻中原本存在兩種競爭假設：一是「犬儒主義預測」——為了自我保護，人們傾向預設他人最壞的行為；二是「真相偏誤（truth bias）」——人們預設他人通常在說真話。兩個方向各有支持證據，真實情況究竟偏向哪一邊？

Martuza 與合著者 Helge Thorbjørnsen、Hallgeir Sjåstad 設計了一套大規模研究計畫，試圖在受控條件下直接量化「信念」與「現實」之間的落差。這項研究發表於 2026 年的《實驗社會心理學期刊》（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擲骰子裡的謊言：研究設計揭秘

要測量欺騙行為，研究者面對一個根本性難題：說謊本來就不留痕跡，而且人們不會誠實地告訴你「我說謊了多少次」。

為了繞過這個困境，研究者採用了行為科學中已被廣泛驗證的機率式欺騙典範（probabilistic cheating paradigm），最常見的形式是「擲骰子任務」：

受試者在心裡預先猜一個數字，然後觀看螢幕上隨機出現的骰子結果，並回報自己猜中了沒有。猜中就能獲得小額金錢獎勵。由於研究者無從得知受試者「真正猜的是什麼」，個別說謊行為完全無法被偵測——沒有任何懲罰風險。

這個設計的巧妙之處在於：雖然無法確認誰說謊，卻可以通過統計推算多少人說謊。如果沒有人作弊，在大樣本中「猜中」的機率應符合數學期望值；若「猜中率」顯著高於期望，差距就反映了欺騙的比例。

研究中也使用了一種「顏色配對任務」：受試者記住一個顏色，再判斷這個顏色是否出現在一張新的顏色清單中。若謊稱「有」，就能以犧牲匿名夥伴的代價換取金錢獎勵。

在所有這些測試中，受試者除了做選擇之外，還被要求預測：有百分之多少的其他人，會在相同情況下做出不誠實的選擇？這個設計讓研究者可以直接比較「信念」與「測量到的行為」之間的差距。

整個研究計畫橫跨 11 個獨立實驗，共產生 31 個不同的比較效果，涵蓋 8,126 筆回應、7,340 名獨立受試者，全部透過美國線上平臺 Prolific 招募。

數字說話：高估幅度究竟有多大

研究結果清晰而一致：人們系統性地高估他人的不誠實程度。

內部元分析顯示，跨越 31 個比較效果，受試者平均將他人的不誠實行為高估了 13.6 個百分點（效果量 Hedges’ g = 0.61，屬中等至大型效果）。63.5% 的受試者高估幅度超過 5 個百分點，而僅有約四分之一的受試者低估了欺騙率。

換句話說：如果實際上有 30% 的人在匿名環境下選擇說謊，人們通常會預測有 44% 的人這樣做。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偏誤在涉及真實金錢誘因的測試中格外顯著，在假設性的零售情境中則相對較弱。研究者推測，金錢誘因讓說謊的誘惑更加具體可感，受試者因此將這種主觀誘惑投射到對他人行為的預測上——即使實際上大多數人選擇了不為所動。

測量項目 數值 說明
平均高估幅度 13.6 個百分點 跨 31 個效果量的元分析結果
元分析效果量 Hedges’ g = 0.61 屬中等至大型效果
高估 ≥5 個百分點的受試者比例 63.5% 顯示偏誤的廣泛程度
低估欺騙率的受試者比例 約 25% 少數方向反向的受試者
實際誠實率（匿名無懲罰條件） 約 70% 多數人仍選擇誠實
研究總樣本量 8,126 筆回應 含 7,340 名獨立受試者

研究者還發現，這個悲觀偏誤與受試者自己的行為無關：無論受試者本人選擇了誠實還是說謊，他們對他人的預測都同樣偏高。這排除了「只有說謊的人才會預期他人也說謊（投射效應）」的簡單解釋，暗示這是一種更普遍的認知傾向。

「我們非常驚訝這個效果在各種情境中是如此一致，」Martuza 說，「包括個體差異——例如受試者自己在回報信念之前是否選擇誠實——都沒有影響這個模式。」

從認知偏誤到組織決策：管理者的道德悲觀主義

認知偏誤不只是個人的心理現象——當它滲入決策者的思維，就會以制度的形式具體化。

研究的第三項研究招募了 285 名職業經理人，包括總監、副總裁與高階主管，請他們估算六種現實世界中不誠實行為的盛行率：職場竊盜、虛報費用、多報工時、購買仿冒品、保險詐騙、以及商店行竊。

結果：這些每天負責設計規則與管理系統的專業人士，對欺騙率的高估幅度甚至比一般受試者更大。他們預測有 55% 的人會在擲骰子測試中說謊——比實際欺騙率高出整整 25 個百分點。

不僅如此，這種「道德悲觀主義」具有直接的政策含義：對他人不誠實程度預估越高的管理者，越傾向支持更嚴格的職場監控措施。這種相關性跨越了職場竊盜、報銷舞弊等六項情境皆成立。

這個發現的隱憂在於一種潛在的自我實現預言：當管理者因為高估欺騙率而部署過度監控，員工可能感受到不被信任，反而降低自發性的道德行為；而當偶發的不誠實事件被監控系統捕捉到，又進一步強化了管理者對「人性本惡」的信念——即使這些事件的頻率本來就在預期之內。

知道真相之後，改變發生了嗎？

如果悲觀偏誤源自於資訊缺乏，那麼提供正確資訊應該能夠校正它。研究者在第二和第四項研究中直接驗證了這個假設。

第二項研究（981 名成人）將受試者分為兩組。介入組閱讀一段短文，說明研究發現約 70% 的人在匿名測試中選擇誠實，且一般人對欺騙率的預測平均高出實際值約 14 個百分點。對照組只閱讀對研究的一般性描述，不包含具體數字。

結果相當顯著：接收真實資訊的受試者，在一般社會信任、對他人公正性的信念、以及對他人樂於助人的預期上，均顯著高於對照組。整體犬儒主義分數也明顯下降。

這提示一個重要的可能性：人們對他人的負面評估在某種程度上並非根深蒂固，而是建立在錯誤的基準率認知上。一旦這個基準率被校正，整體的社會觀就會隨之改善。

第四項研究（741 名經理人）進行了相同的介入，並測量受試者對六項假設性職場情境的監控政策偏好，使用從 -50（強烈希望減少監控）到 +50（強烈希望增加監控）的滑動量表。

接受正確誠實率資訊的管理者，在六項情境中的五項裡，對監控措施的支持程度均顯著低於對照組。一段短文所傳遞的事實，足以校正管理者對組織風險的評估，並降低他們對限制自由的制度措施的偏好。

不過，研究者也謹慎地指出一個邊界：「我們展示的是，糾正錯誤認知改變了人們對監控政策的陳述態度，但我們尚未驗證它是否能改變實際的組織決策。」這也是後續研究的重要方向。

研究邊界與未解之謎

這項研究的結論是強健的，但有幾個值得留意的侷限。

首先是地理與文化範圍：所有受試者均招募自美國線上平臺，高信任度社會（如北歐）與低信任度社會之間，悲觀偏誤的幅度是否有所差異？目前無從得知。

其次是心理機制尚未確立：悲觀偏誤究竟從何而來？研究者提出了幾個可能解釋：負面事件在記憶中更易留存（可得性啟發法）；媒體對欺騙、詐騙事件的選擇性報導放大了感知頻率；或者，金錢誘惑情境下人們將自身感受到的「誘惑強度」投射到對他人的預測中。這些機制仍待直接驗證。

第三個問題是生態效度：線上匿名實驗與真實職場環境存在本質差異。擲骰子遊戲的誠實率不能直接等同於「現實中 70% 的人從不說謊」——研究所測量的，是在特定條件下（匿名、無懲罰、小額獎勵）的行為傾向。

最後，研究者也特別澄清：「我們不是說人們是完全誠實的——約 30% 的受試者在有機會的時候確實作弊了。我們的核心發現是：人們預估的數字遠高於實際值。」

這個區別至關重要。承認「確實存在欺騙行為」與「我們嚴重高估了欺騙的普遍程度」，這兩件事可以同時成立。

常見問題（FAQ）

Q1：這個研究是否代表我們應該無條件信任所有人？

研究者明確表示，研究結論不是呼籲無條件信任。研究顯示的是，人們對欺騙率的預估系統性偏高，而非說欺騙不存在。適度的懷疑主義在現實中有其保護功能；問題在於當懷疑程度遠超過實際風險時，產生的制度成本與社會摩擦是否值得。

Q2：悲觀偏誤是否有自我保護的功能？

從演化心理學角度來看，對欺騙保持高度警覺可以降低被剝削的風險，具有適應意義。然而，研究者指出，當這種警覺轉化為系統性的高估，其代價——包括對職場監控的過度支持、對他人的普遍不信任、以及可能的自我實現預言——可能超過保護性收益。

Q3：知道真相之後，效果能持久嗎？

目前的研究只測量了短期介入（閱讀一段短文後立即填答問卷）的效果，尚未追蹤長期持續性。研究者也指出，在複雜的真實組織環境中，資訊介入的效果是否能抵抗組織文化、財務誘因等其他因素的影響，仍是開放的問題。

Q4：這個現象只在美國成立嗎？

目前數據均來自美國受試者，跨文化適用性未知。文化因素可能顯著影響結果：高信任度社會（如北歐國家）的基準誠實率本身較高，悲觀偏誤的幅度是否也會隨之縮小，是值得探索的問題。

Q5：為什麼涉及真實金錢時高估幅度更大？

研究者推測，當自己真的面對金錢誘惑時，人們能更直觀地感受到「說謊的吸引力」有多強，因此在預測他人時，會將這種主觀體驗投射出去——即使實際上多數人仍選擇了抗拒誘惑。

結論

這項研究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安但也令人鬆了口氣的發現：這個世界，可能比你想象的更誠實。

人類對他人道德水準的悲觀評估，並非精確校準的風險判斷，而是帶有系統性偏差的認知濾鏡。在這面濾鏡的折射下，我們設計了過多的監控系統、對合作夥伴保持不必要的防衛姿態、在公共討論中預設最壞的動機。

Martuza 說，這個研究計畫對他個人來說是一次啟示：「我的同事和我，都在探索我們的信念有多頻繁地不符合現實。」

糾正偏差的方式，原來可以相當直接——僅僅是一段說明實際誠實率的短文，就能在短期內改善受試者對他人的整體評價，並降低他們對限制性政策的支持。

這不是要求我們對欺騙行為視而不見，也不是呼籲解除所有制度性防範措施。而是提醒我們：在制定關於信任的決策之前，不妨先問一個更基本的問題——我對「人們有多不誠實」的直覺判斷，是否真的反映了現實，還是我自己的認知系統把數字算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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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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