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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聰明人更願意付出？120 萬人資料揭開智力與善行的隱藏連結

以下為虛構對話，人物與情節為創作，科學內容來源標註於文末。

▌午間的湯底

麵店的午餐時段。抽風機的聲音蓋過了半數對話。

Dg 佔了靠窗的位子，面前那碗麵還沒動。Liy 端著托盤經過，他忽然開口。

「Liy，妳知道嗎，有個超大型的研究，一百二十萬人，證明了越聰明的人越善良。」

Liy 停下腳步。「一百二十萬人都很善良？」

「不是，是說——智商越高的人，越會捐錢、越會去投票。這叫利社會行為。」

「投票是善良嗎？」Liy 想了一下，「上次我爸去投票，回來還在罵。」

「那是不一樣的層次。」Dg 挺直了背，「妳要懂，這種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的。」

Liy 把托盤放到隔壁桌，回頭看他。

「誰站在誰的肩膀上？」

「呃，就是——一種比喻。」

「一百二十萬人裡面，誰是巨人？」

Dg 張了張嘴。抽風機又轟了一聲。

▌關於那波

「重點是，」Dg 決定換個方向，「研究還發現，這跟有沒有錢沒關係。有錢不會讓你比較善良。是聰明本身讓你善良。」

「所以我爸不聰明？」

「我沒這個意思。」

「他每天煮麵給大家吃。這個算善良嗎，還是要捐錢才算？」

Dg 卡住了。他想起研究裡好像有講，那些會被記錄下來的善行——捐款、投票、買環保車——只是能被系統看見的那部分。煮麵好像不在裡面。但他不打算承認這個。

「這樣說吧。」他清了清喉嚨，「牛頓有句名言，我思故我在。意思就是，會思考的人才會為別人著想。」

「那句不是笛卡兒嗎。」

「……」

「而且我思故我在，只有講到自己。」Liy 歪著頭，「沒有講到別人。」

Dg 感覺這一波沒有幫到他。

「我的意思是說，」他放低音量，像是要講一個很深的道理，「聰明的人，會把關心分給不認識的陌生人。這需要很強的腦力。」

Liy 想了一下。

「所以你關心我，是因為你腦力很強？」

Dg 的筷子從手裡滑下去，掉進了湯裡。

▌沒有結論的那碗麵

湯濺出來一點。Liy 很自然地抽了張紙巾遞過去。

「你剛剛說，是聰明讓人善良，不是錢。」她一邊擦桌子一邊說，「可是研究怎麼知道，不是善良讓人變聰明？」

Dg 拿著紙巾，沒有擦。

「因為……應該是先有智商，才有後面的行為吧。時間上……」

「一百二十萬人，你怎麼知道誰先誰後。」

「這個嘛，他們有辦法。用雙胞胎。」

「雙胞胎一樣聰明嗎？」

「不一定。所以才拿來比。同一對雙胞胎裡面，比較聰明的那個，是不是也比較常捐錢——」

「那如果兩個一樣聰明，一個捐一個不捐呢？」

Dg 張開嘴，發現自己不知道。

Liy 已經端起托盤走了。走到一半，她回過頭。

「你那碗麵坨了。」

她說完就轉向廚房，喊了一聲要加湯，沒有再看他。

目錄

  1. 當「聰明」遇上「善良」：一個被忽略的問題
  2. 瑞典的資料金礦：為什麼是 120 萬人？
  3. 三種善行，一致的答案
  4. 雙胞胎實驗室：排除「家庭」這個幕後黑手
  5. 不是因為有錢：收入與教育的角色分工
  6. 這代表什麼？以及不代表什麼

關鍵亮點

  • 認知能力每提高一個標準差，男性慈善捐款機率上升 40%、投票機率上升 31%、擁有環保車機率上升 14%。
  • 在多種智力面向中，一般智力（流體智力）是利社會行為最強的預測因子，勝過語文或空間等單一能力。
  • 透過近 5,786 對雙胞胎的組內比較，排除共享成長環境與遺傳後，關聯雖減弱但仍顯著——支持智力有「直接影響」的解讀。
  • 收入無法解釋這份連結；反倒是教育扮演部分中介角色，而智力仍保有獨立影響力。

當「聰明」遇上「善良」：一個被忽略的問題

我們對「聰明人」常有一種曖昧的想像。一方面，我們敬佩他們的分析力；另一方面，流行文化也不時暗示，高智商往往伴隨著算計、冷漠，甚至精緻的利己主義——彷彿越懂得計算的人，越懂得如何只為自己牟利。

但如果實情正好相反呢？

由烏普薩拉大學經濟學家 Mikael Elinder 與 Oscar Erixson 主持、發表於頂尖期刊《The Economic Journal》的研究，正面挑戰了這個直覺。他們想回答一個看似簡單、卻極難驗證的問題：認知能力較高的人，是否也更傾向於做出「利社會行為」（prosocial behavior）？

什麼是「利社會行為」？

利社會行為是個總稱，泛指任何意圖幫助他人或造福社會整體的行動，涵蓋慷慨、同理與合作等表現。它之所以在演化與經濟學上引人入勝，是因為它常常違反狹義的「理性自利」——你付出成本，受益的卻是別人，甚至是你永遠不會見到的陌生人。

過去這個問題難以回答，並非因為沒人想過，而是因為缺乏好的資料。實驗室裡的「獨裁者賽局」或「公共財賽局」雖能測量慷慨程度，但受試者少、情境人工，結論也彼此矛盾——有的研究發現智力與慷慨正相關，有的發現負相關，還有的毫無關聯。要突破僵局，需要的是真實世界裡、大規模、可信的行為紀錄。

瑞典的資料金礦：為什麼是 120 萬人？

這正是瑞典登上舞台的原因。瑞典擁有全球數一數二完整的行政登記資料系統，能把個人的認知測驗成績、稅務捐款紀錄、選舉投票紀錄與車輛登記資料串接起來——而這一切，構成了研究者夢寐以求的天然實驗場。

瑞典行政登記資料串接示意圖

瑞典的行政登記系統讓研究者得以將認知測驗、捐款、投票與購車紀錄串接分析，規模與精度遠超傳統問卷調查。

認知測驗從何而來？

研究的智力資料，來自瑞典的強制徵兵心理測驗。在 1951 至 1979 年間出生的瑞典男性，幾乎人人都在青少年晚期接受過這套標準化認知測驗，內容涵蓋邏輯、語文、空間與技術能力四大面向。這套測驗的涵蓋率極高（約九成），且研究指出，青少年時期的測驗成績與同一批人在 50–65 歲時的認知表現高度相關——換言之，它是成年後整體智力的良好指標。

正因徵兵制度以男性為主，這份資料的主體是 120 萬名男性；女性樣本僅約 3,000 人。這是研究先天的限制，稍後會再談到。

三個「真實世界」的善行指標

研究者挑選了三種能在登記資料中被客觀記錄、且性質互補的利社會行為：

行為指標 付出的成本 資料來源 利社會性質
慈善捐款 金錢 稅務機關登錄 最典型的利他行為
投票 時間 選舉投票紀錄 公民義務，造福有共同利益者
擁有環保車 金錢＋不便 車輛登記資料 為環境永續承擔個人代價

值得注意的是，投票在這裡被視為一種利社會行為：它付出的是時間成本而非金錢，且投票通常被視為一種公民義務，能透過「集體智慧的奇蹟」提升政治決策品質，並支持民主制度、抵抗反民主勢力。

三種善行，一致的答案

結果乾淨而明確：三種行為全都與認知能力呈現強烈的正向關聯。

用研究者 Oscar Erixson 的話來說：認知能力每提高一個標準差，慈善捐款的機率就提高 40%、投票機率提高 31%、擁有環保車的機率提高 14%。

流體智力是關鍵

更有趣的是，當研究者拆解智力的不同面向，發現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也就是流體智力）是最強的預測因子，勝過單獨的語文或空間能力。

所謂流體智力，指的是推理、解決新問題、適應陌生情境的核心能力——它不依賴既有知識的累積，而是一種「臨場運算」的心智馬力。這暗示，讓人更願意付出的，或許不是某項特定技能，而是一種更根本的、統整性的思考能力。

此外，研究者還發現，這份行為上的關聯，也呼應了一份自陳式的利他傾向問卷：認知能力較高者，在問卷中也表達出更強的利他偏好。行為與態度，在此對上了。

雙胞胎實驗室：排除「家庭」這個幕後黑手

到這裡，敏銳的讀者會提出一個關鍵質疑：這會不會只是「好家庭」的效果？

畢竟，出身優渥、教養良好的家庭，既可能養出高認知能力的孩子，也可能養出樂善好施的價值觀。若是如此，智力與善行的關聯或許只是「共同源自好家庭」的假象，兩者之間並無直接關係。

用雙胞胎切開先天與後天

為了拆解這個難題，研究者動用了統計學上極為有力的工具：雙胞胎組內固定效應（twin-pair fixed effects）。

其邏輯是這樣的：同一對雙胞胎共享了幾乎相同的家庭環境，也共享了全部（同卵）或一半（異卵）的基因。因此，如果我們只比較同一對雙胞胎之間——認知能力較高的那一位，是否也比手足更常捐款、投票、買環保車？——那麼「家庭環境」與「共享遺傳」這兩個幕後黑手，就被大幅抵銷了。

研究者對近 5,786 對男性雙胞胎進行了這項分析。結果是：關聯強度確實減弱了（顯示原本的關聯中，約有一部分確實來自共享的成長背景），但依然維持正向且統計顯著。

這是全篇最重要的發現。它意味著：即使把家庭與遺傳的影響盡量剝除，智力本身仍與利社會行為保持著獨立的連結——支持「智力對善行有直接影響」的解讀。

不是因為有錢：收入與教育的角色分工

另一個直覺的猜想是：聰明人只是因為賺得比較多，才更捐得起、也更買得起環保車。

這個假設同樣被資料否決了。研究者測試了一系列可能的中介變項（mediator）——包括收入、教育、婚姻狀態與居住地——想看看它們能解釋掉多少智力與善行的關聯。

令人意外的分工

結果出現了一個微妙的分工。用 Erixson 的話說，一個令人意外的結果是：更聰明的人並非單純因為賺得多才更利社會；收入並不能解釋這份關聯。反倒是教育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智力仍展現出獨立於教育之外的影響力。

換句話說：

  • 收入：幾乎無法解釋為什麼聰明人更願意付出。財富不是那條隱藏的橋樑。
  • 教育：確實是部分橋樑。較高的智力常導向較高的教育，而教育過程可能培養了關懷他人與參與公共事務的態度。
  • 智力本身：即使扣除上述所有中介，仍保有一份無法被解釋掉的直接影響力。

這幅圖像相當清晰：讓聰明人更慷慨的，主要不是他們口袋裡的錢，而是某種與思考能力本身緊密相連的傾向。

這代表什麼？以及不代表什麼

這份研究提供了迄今為止，關於智力與善行連結最紮實的真實世界證據之一。但正因為結論引人遐想，我們更需要謹慎地劃清它的邊界。

相關，而非鐵板一塊的因果

即使雙胞胎分析大幅強化了因果推論的可信度，研究者仍審慎地用「暗示直接影響」（suggesting a direct impact）這樣的措辭，而非斷言因果。雙胞胎方法能排除共享環境與部分遺傳，卻無法保證捕捉了所有未被觀察到的中介機制。科學的誠實，正體現在這份保留裡。

三個必須記住的限制

第一，資料幾乎全為男性。120 萬男性對上僅約 3,000 名女性，使得女性樣本的統計把握度明顯偏低——事實上，女性在環保車擁有率上的關聯就未達顯著。這份結論在多大程度上適用於女性，仍是開放問題。

第二，三種行為都是「較顯性」的善行。捐款、投票、買車，都是金錢或時間可負擔、且會留下官方紀錄的行為。那些不會被登記系統捕捉的利社會行為——非正式的鄰里互助、無償照護、日常的體貼——完全不在測量範圍內。真實的善良，可能比這三個指標所呈現的更為廣闊。

第三，測驗與行為相隔數十年。認知資料採集於徵兵時期的青少年晚期，而行為觀測則橫跨其後的成年歲月。這中間漫長的人生變化，未必都能被模型完整捕捉。

常見問題（FAQ）

Q1：這是否代表智商越高的人道德就越高尚？ 不能這樣推論。研究測量的是三種特定、可被記錄的行為（捐款、投票、購買環保車），而非抽象的「道德高度」。一個人可能不常捐款，卻在其他無法被登記系統捕捉的地方展現極大的善意。研究揭示的是一種統計上的平均傾向，不是對任何個人的評價。

Q2：認知能力較低的人就比較不善良嗎？ 不是。這是一份群體層次的關聯，描述的是「平均而言」的趨勢，個體差異極大。低於平均認知分數的人當中，同樣有大量慷慨、熱心公益的人。把群體統計套用到具體個人身上，是典型的推論謬誤。

Q3：既然收入不能解釋，為什麼教育可以？ 研究發現，較高智力常導向較高教育，而教育過程本身可能培養了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感與對他人的關懷。不過即便扣除教育的影響，智力仍保有獨立的預測力——這意味著教育是「部分」橋樑，而非全部答案。

Q4：為什麼要特別用雙胞胎來分析？ 因為雙胞胎共享了幾乎相同的家庭環境與大部分（或全部）基因。只比較同一對雙胞胎之間的差異，就能大幅排除「好家庭同時養出高智力與善心」這種混淆解釋，讓「智力本身是否有獨立影響」這個問題浮現出來。

Q5：這份研究能套用到其他國家嗎？ 需要謹慎。研究資料完全來自瑞典——一個具有特定社會福利制度、文化與高度完整登記系統的國家。不同社會的誘因結構與文化脈絡可能導致不同結果，跨國推論仍待更多研究驗證。

結論：善良的隱藏結構

長久以來，我們傾向把「智力」與「善良」想像成兩條互不相干、甚至彼此拉扯的軸線。這份橫跨 120 萬人的研究，卻在兩者之間畫出了一條清晰、穩固、且經得起嚴格檢驗的連線。

它最深刻的啟示，或許不在於「聰明人比較好」這種簡化的標語，而在於它暗示了一件事：擴展道德關懷的半徑——願意為素不相識的陌生人、為看不見的未來世代付出——本身可能就是一種高階的認知能力。想像一個抽象的公共利益、推演自己行為的長遠後果、將同理心延伸到眼前之外，這些都需要強大的心智運算。

研究者甚至指出，這份發現或可延伸至氣候變遷等全球性挑戰的思考：既然高認知能力者往往是永續行為的「早期採用者」，那麼如何說服其餘的大眾——該訴諸經濟誘因，還是道德召喚？——就成了下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

未來的研究若能納入更均衡的性別樣本、捕捉更多元的利社會行為、並在不同文化中複製驗證，我們對「善良的認知基礎」的理解，還會更加立體。但至少此刻，這 120 萬筆瑞典資料留下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暗示：聰明與善良，也許從來就不是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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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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