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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與善良，我們到底在測什麼？

以下為虛構對話，人物與情節為創作，科學內容來源標註於文末。

▌午餐時段的公共財

麵店的午餐時段，湯底的味道漫在空氣裡。Dg 佔了櫃台邊的位子，面前一碗還沒動的麵。

「Liy，妳知道嗎，最新研究證明了——」Dg 把手機轉過去，「聰明的人，比較願意付出。捐款、投票、買環保車，樣樣都多。牛頓說過，我們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Liy 從桌邊收了兩個空碗回來。「哪個巨人？」

「呃，就是……一種比喻。」

「站在別人肩膀上，那個人不會痛嗎？」她把碗疊好，「而且站上去要爬吧，爬的時候會踩到肩膀。」

Dg 張了張嘴。「不是真的踩……是說我們踩在前人的知識上。」

「所以聰明的人會踩別人。」Liy 點點頭，「那不太善良。」

Dg 端起麵，湯已經涼了一半。

▌煮麵算不算

「重點是那個研究，」Dg 決定換個方向，「一百二十萬人的資料。聰明人的善良是可以測量的。」

「怎麼測？」

「捐了多少錢、有沒有去投票、開不開環保車。」

Liy 想了一下。「那我爸煮麵給一整條街的人吃，算善良嗎？」

「這個……可能沒被登記進去。」

「沒登記就不算？」她把抹布掛回掛勾，「那很多善良都不算了。巷口的阿姨每天餵三隻貓，也沒有人登記。」

「研究只是說，那些『能被記錄的』行為裡面，聰明的人做得比較多——」

「所以是聰明的人比較會做『能被記錄的』事。」Liy 說得很平，「那可能只是他們比較知道哪些事會被看到。」

Dg 的筷子停在半空。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妳想太多了。」Dg 想把場面拉回來，「這是嚴謹的科學。他們甚至比較了雙胞胎。達爾文說，適者生存，聰明就是比較適應。」

「達爾文有說聰明比較善良嗎？」

「呃，這是引申。」

「那你怎麼知道，」Liy 歪著頭，「不是善良讓人變聰明？一直幫別人的人，會遇到很多不一樣的事，說不定就變聰明了。」

Dg 愣住。「因為……順序……應該是……」

「你剛剛說聰明先來。可是你沒說為什麼。」她拿起菜單準備招呼新進來的客人，「就像站在巨人肩膀上——到底是巨人先蹲下來，還是你先爬上去，你也沒講清楚。」

她轉身走向門口的客人，留下 Dg 對著那碗徹底涼掉的麵。

同一年，兩份頂尖期刊、動用了幾十萬到上百萬人的資料，卻對「聰明」給出方向相反的答案：一邊說「聰明的大腦」很大程度是成長環境的倒影，另一邊說「智力讓人更願意做好事」這件事，就算把家庭背景和遺傳都排除掉還是站得住腳。當我們用智商去衡量一個人，我們到底測到了他這個人的本質，還是只測到了他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

關鍵亮點

  • 篇 A（《Science》）：掃描了近 1.2 萬名兒童的大腦，在 649 個生活變數的「排行榜」上，和大腦關聯最強的前 40 名裡，社經（家庭經濟與社會地位）就佔了 37 名；一旦把社經因素納入考量，大腦和智商之間原本看似存在的關聯，大約有七成就消失了。
  • 篇 B（《The Economic Journal》）：用 120 萬瑞典人的資料，加上「雙胞胎互相比較」的巧妙設計，證實聰明的人確實更常捐款、投票、買環保車——而且這個效果在排除家庭與部分遺傳後依然存在。
  • 方向相反：篇 A 在「拆解」智商（說它有一大半是環境造的），篇 B 在「保留」智商（說它有獨立效果）。
  • 共同的謙虛：兩篇都是「觀察性研究」——只能看到「A 和 B 常常一起出現」，不能直接斷定「A 造成了 B」。

兩份研究，一場對撞

2026 年，兩份研究幾乎同時登上頂尖期刊，讀起來卻像站在辯論台的兩端。

一份來自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團隊，發表在《Science》。他們用近 1.2 萬名兒童的大腦掃描，去挑戰一個流傳了幾十年的直覺——「聰明是天生的」。過去這類研究都習慣「一次只看一件事」：比如只研究智商跟大腦的關係。但這次團隊反其道而行，把 649 種生活因素一次全部丟進去比對，結果發現——真正和大腦關聯最強的，不是智商，而是「社經地位」（也就是一個家庭的經濟條件與社會位置）。本文接下來稱這篇研究為「篇 A」（Marek et al.,《Science》, 2026，全文連結），因為它最核心的訊息是：你的智商，可能藏在你家的郵遞區號裡。

另一份來自瑞典的經濟學團隊，發表在《The Economic Journal》。他們用 120 萬人的官方登記資料，反過來想證明：聰明真的會讓人更願意做好事。他們把「認知能力測驗分數」和三種可以被官方記錄下來的行為——捐款、投票、擁有環保車——對起來看，發現三者都呈現明顯的正相關。本文接下來稱這篇研究為「篇 B」（Swedish population registers 研究,《The Economic Journal》, 2025，全文連結）。

一邊在拆智商，一邊在挺智商。這兩篇擺在一起，不是誰對誰錯，而是逼我們去想一個問題：我們用來衡量「聰明」和「善良」的那些數字，到底測到了什麼？

篇 A：你的智商，可能藏在郵遞區號裡

從「一次看一件事」到「一次看 649 件事」

想像你想找出「什麼因素跟大腦最有關係」。傳統做法像是拿著手電筒，一次只照一個角落——這次照智商，下次照心理健康。問題是，你照到「智商和某塊大腦有關」，卻看不到旁邊可能藏著一個更大的推手，同時影響了這兩者。

這個團隊選擇把整個房間的燈一次打開。他們一口氣評估了橫跨 12 個類別的 649 種生活因素，結果發現：光是「社經因素」這一類，就解釋了兒童大腦功能約 16% 的差異——這個比重遠遠超過教養方式、健康史，甚至智商本身。

大腦掃描與郵遞區號的示意圖

近 1.2 萬名兒童的大腦影像，在 649 個因素的大亂鬥裡，「你家住哪、家境如何」遙遙領先。

前 40 名裡，社經佔了 37 名

具體的數字更讓人吃驚。在 11,878 名兒童的資料中，研究團隊找出 40 個和大腦功能有關的因素，其中 37 個都屬於社經類別——包括社區整體的富裕程度、家庭收入、有沒有自己的房子、能不能方便使用交通工具等等。至於和大腦「結構」有關的前 40 名，社經因素也佔了 35 個，剩下的則跟睡眠、螢幕時間和壓力有關。

關鍵轉折：把社經考慮進去，智商的痕跡就淡了

真正動搖「聰明天生論」的是下一步。過去有些研究發現智商和大腦某些特徵（例如大腦皮質的厚薄）有關，就推論「聰明有生理基礎」。但這個團隊懷疑：那些研究會不會其實是把「社經」誤認成了「智商」？

於是他們做了一個測試：在分析時把社經地位的差異扣掉，再看智商和大腦還剩多少關聯。結果，大腦和智商分數之間原本存在的關聯大幅縮水，大約有七成不再具有統計上的意義。用第一作者的話說，這個關聯「幾乎歸零，因為它和社經地位深深纏在一起」。

他們還做了一個更犀利的驗證：這次只挑高社經背景的孩子來看。在這群家境都不錯的孩子裡，智商和大腦結構、功能之間——完全沒有關聯了。

一個很容易被誤讀的細節：影響落在哪裡

這裡有個科普報導常常跳過、但超級重要的地方。社經地位影響大腦的位置，並不在我們直覺以為的「負責高階思考的區域」，而是落在運動和感覺區。

這是什麼意思？大腦裡負責複雜思考的是前額葉那一帶；而睡眠不足、長期壓力造成的影響，通常會顯現在管理動作和感官的區域。也就是說，社經地位在大腦上留下的訊號，形狀比較像「這個孩子長期疲憊、承受壓力」，而不是「這個孩子腦子不夠好」。

第一作者說得很直白：他認為這代表智商並不是「刻在神經裡的天生能力」，而是環境用一種被誤解成智商的方式，在塑造孩子的大腦——實際反映的，是壓力和睡眠剝奪。而這些，正是我們有機會改善的東西。

這不是在說「種族遺傳」

有人可能會反駁：「這會不會其實是遺傳、是族裔差異？」團隊為此設了兩道防線。第一，他們在另一個以白人英國／愛爾蘭背景為主的英國資料庫（UK Biobank）裡，重現了同樣的模式。第二，在原本的資料中，他們確認這些和社經有關的大腦差異，跟參與者的遺傳血緣背景無關。

篇 B：為什麼聰明的人更願意付出

用「整個國家的紀錄」來衡量善行

如果篇 A 在拆智商，篇 B 就是在小心翼翼地替智商辯護。這個瑞典團隊聰明的地方在於：他們衡量「善行」，不是靠問卷上的自我宣稱（畢竟人人都會說自己是好人），而是用官方登記裡「第三方實際記錄下來」的行為。

他們用瑞典兵役徵召時的認知測驗分數來衡量智力（這項測驗對男性是強制的、對女性是自願的），然後對照三種被官方記錄的行為：慈善捐款、有沒有去投票、有沒有買環保車。

捐款、投票、環保車的示意圖

瑞典研究用「官方紀錄得到的」行為衡量善行——這很嚴謹，但也正是它的侷限。

智力，是最強的預測因子

結果一致地指向同一個方向：測驗分數越高的人，這三種行為都做得越多。而且，在各種認知能力裡面，推理與解決新問題的能力（也就是所謂的「流體智力」）是最能預測善行的那一種。

更關鍵的是，這個效果撐過了層層檢驗。就算把一堆可能的中間因素（例如後來的教育、收入）都納入考量，大部分關聯依然存在——這暗示智力對善行有比較直接的影響，而不只是「聰明的人剛好比較有錢、所以比較捐得起」。

雙胞胎設計：怎麼排除「家庭教養」的影響

篇 B 最厲害的一招，是「雙胞胎互相比較」。

研究者很清楚一個質疑：聰明的人可能剛好也在「重視做好事」的家庭長大，那到底是聰明讓他行善，還是家教讓他行善？為了拆開這兩者，他們只比較「同一對雙胞胎之間」的差異。

這招妙在哪？同一對雙胞胎，在同一個家、同一張餐桌長大，共享大量的基因和成長環境。如果連在這種「幾乎什麼都一樣」的情況下，測驗分數比較高的那一個還是更常捐款、投票，那就很難再用「他們家本來就這樣」來解釋了——因為「他們家」對兩個人是一樣的。他們還額外把「性格」也納入控制，避免把智力和同理心之類的特質混為一談。最後，這個關聯在另一份獨立的利他問卷上也再次得到呼應。

兩種偵探手法：它們各自能排除什麼嫌犯

兩篇研究其實在對付同一個頭號嫌疑犯：混淆因素——也就是那個「躲在背後，同時影響兩件事，害我們誤以為它們有因果關係」的隱形推手。但它們用了兩種很不一樣的辦案手法。

比較項目 篇 A：郵遞區號 篇 B：利社會行為
對智商的態度 拆解：扣掉社經後，大腦—智商關聯大幅縮水 保留：排除家庭與遺傳後，智力效果仍在
因果箭頭方向 環境／社經 → 大腦表現 智力 → 行為
辦案手法 把嫌犯（社經）一個個列出來扣除 找一對「幾乎一模一樣」的雙胞胎來對照
樣本 約 1.2 萬名美國兒童 120 萬瑞典人（幾乎全是男性）
補強驗證 換英國資料庫重做 + 只看高社經孩子 雙胞胎子樣本 + 控制性格 + 問卷呼應
最大破綻 只是「同一時間的快照」，看不出誰先誰後 雙胞胎之間仍可能有沒被觀察到的差異

「一個個列出來扣除」擋得掉什麼

篇 A 的手法，是把所有想得到的社經因素都測量出來、放進模型，再看扣掉它們之後智商還剩多少影響力。這招的強項是能處理很多細緻的因素；弱點是——它只能扣掉「你有想到、而且有測到」的嫌犯。那些你根本沒想到要測的隱形因素，它擋不住。而且這是「同一個時間點的快照」，看不出到底是環境先影響大腦、還是反過來，因果的先後順序始終是個問號。

「找雙胞胎對照」擋得掉什麼

篇 B 的手法更取巧：它不去一個個測量嫌犯，而是直接找一對共享大量基因和家庭環境的雙胞胎來比。這等於一口氣把「所有雙胞胎共同擁有的因素」全部擋在門外——不管你有沒有想到那些因素。但它也有代價：雙胞胎之間「不一樣」的那些部分（比如兩人各自不同的際遇、被對待的細微差別），仍可能藏著沒被看見的推手。

核心張力：兩篇能同時成立嗎

現在來到最有意思的問題。如果篇 A 是對的——智商有一大半其實是社經環境的倒影——那篇 B 測到的「聰明→行善」效果，會不會其實也殘留著沒清乾淨的環境因素？

答案是：兩篇可以同時成立，但這正是需要小心的地方。

關鍵在於，它們講的是「兩件不同的事」。篇 A 質疑的是「智商和大腦結構的關聯」有多少是社經造成的；篇 B 主張的是「智商和行為的關聯」在排除家庭後仍然存在。而且很巧的是，篇 B 的雙胞胎設計，恰好擋掉了篇 A 最擔心的那類嫌犯——共享的家庭社經背景。同一對雙胞胎在同一個郵遞區號長大，社經地位在「組內比較」裡等於被固定住了。

但這裡還留著一道細縫：雙胞胎之間「不共享」的那點智力差異，本身會不會也帶著某種微小的環境差異？篇 A 給我們的提醒正是這句話——「能被記錄下來的數字，不等於事物的本質。」 這句懷疑，剛好可以反過來用來檢視篇 B。

所以這兩篇的關係，與其說是打架，不如說是互相當對方的壓力測試。

常見問題

Q1：篇 A 是在說「智商是假的」或「智商不重要」嗎？ 不是。篇 A 質疑的是「大腦結構跟智商的表面關聯」有多少是社經造成的假象，而不是否定智商這個測驗本身的預測力。事實上篇 B 就顯示，智商對真實行為仍然很有預測力。兩篇處理的是不同層次的問題。

Q2：那個「約七成」到底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把社經地位扣掉後，原本大腦結構和智商分數之間「有統計意義」的關聯，大約有七成就不再顯著了。這不代表智商消失了，而是說——過去被算在智商頭上的那些大腦訊號，有很大一部分其實是社經因素在作用。

Q3：用「捐款、投票、買環保車」代表善良，會不會太狹隘？ 這正是篇 B 自己承認的侷限。研究者並沒有主張這些行為「純粹」是善良，只說它們「包含大家普遍認可的善良成分」。而且這些都是「能被官方記錄下來」的行為——像照顧家人、幫鄰居這種非正式的善行，根本不在測量範圍裡。這一點，剛好呼應了篇 A「能記錄的數字不等於本質」的核心懷疑。

Q4：篇 B 幾乎全是男性資料，結論能套用到所有人嗎？ 要保守看待。因為瑞典兵役測驗對男性強制、對女性自願，所以樣本壓倒性地以男性為主。要推論到女性或不同文化，都得留一分餘地。

Q5：既然兩篇都是「觀察性研究」，能說「環境改變大腦」或「聰明使人向善」是因果嗎？ 嚴格講不能斷言。所謂觀察性研究，就是研究者只能「觀察」現象、不能像實驗那樣主動操控變因，所以只能看到「兩件事常一起出現」，很難證明「一件事造成另一件事」。篇 A 是同一時間的快照，看不出先後；篇 B 雖然靠雙胞胎設計把因果推得比較穩，但仍可能有沒觀察到的因素。兩篇都走在「相關」與「因果」之間的鋼索上。

結論：指標不是本質

把這兩篇擺在一起讀，浮現的不是一個乾淨俐落的結論，而是一個更好的問題。

篇 A 告訴我們：當我們在大腦裡尋找「聰明的痕跡」，我們看到的可能一直是「社經地位的倒影」——是壓力、是睡眠、是一個孩子成長環境在他身上留下的生理烙印。篇 B 則告訴我們：就算把家庭和部分遺傳都固定住，聰明和某些真實的善行之間，還是綁在一起。

這兩件事能夠並存，是因為它們共享一個更深的洞見：我們測量到的東西，和事物真正的本質之間，永遠隔著一層。 智商是一個指標，捐款率是一個指標，大腦皮質的厚度也是一個指標。指標很有用，但如果把指標當成本質本身，就掉進了這兩篇研究共同警告的陷阱。

那麼往後，真正值得問的，或許不再是「聰明是不是天生的」或「聰明的人是不是比較善良」，而是：如果成長環境真的能在大腦上刻下這麼深的印記，那麼「及早介入」——改善睡眠、減輕壓力、拉近社區之間的資源落差——的施力點在哪裡？當研究把問題從「天生」翻轉成「環境」，它其實也把一部分的答案，交回到我們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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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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